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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何以一流?

發布:2019-04-19 11:34分享:

作者: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談哈佛。


本文為作者參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合作交流項目期間,在哈佛訪學時候的一些觀察和感受。


期望這些能對中國建一流大學、一流智庫有所啟發和借鑒。在和國外一流大學比較的基礎上,提高我們的軟實力。



自由、包容的空氣


走進哈佛校園,最讓人羨慕的是,這里有一種讓人精神釋放的空氣,學子和學者沐浴在不被禁止和排斥的氣氛中。在這里思考一件事、求解一個問題,是不預設前提的,不會被按陣營劃分。


自由的空氣,是一種讓思想活躍、不被障礙阻斷的氛圍,一種不受禁錮的、未被人為過濾的吸收知識的環境。只有在這樣的空氣下,思想才會自由放飛,創新才會奔涌迸發。只有自由的空氣,才使一個機構、一所大學、一個國家成為一流。


自由的空氣,實實在在表現為對權威、權力的警惕。在哈佛,不會因為你被樹為權威,就受到特別的對待。我在進肯尼迪學院的第一天就領教了這里對特權的排斥。在發給我們的指南中,明確標明了一條條規矩,約束那些特殊化行為和特權意識。


在哈佛,挑戰權威的場面比比皆是。我到哈佛第三天,就去聽當今制度研究的領軍人物——《國家為什么失敗》作者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舉辦的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發展經濟學講座。大名鼎鼎的阿氏在一個小時的講座中,被學生打斷四次,一位學者還與他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他一堂課下來全身是汗,不知是因為天熱,還是因為這種氣氛的烘烤。


這種場面在另一位經濟學權威的課堂上上演得更烈。去過哈佛的人可能在桑德斯劇場(Sanders Theatre)前面留過影,在這座類似城堡的建筑里,最讓人神往的是一些“大牛”的講座,如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在這里講過中國專題,當今最火的倫理學家桑德斯的《公正》公開課、大紅大紫的經濟學教授曼昆的《經濟學》課也在這里開課。即便曼昆的課,也曾遭遇70名學生有組織離開的尷尬,原因是學生們抗議他只重視增長,不重視收入分配,不正視貧困。


自由的空氣里充滿辯論和質疑。在哈佛燕京中國研究專題講座上,來自彼得森研究所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尼克爾斯·拉迪推銷他新近出版的《民進國退》,用40分鐘,依靠中國官方統計數據,論證中國沒有國進民退,沒有民營企業得不到貸款,不存在過高的公務員比重等等。他講完后,哈佛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學生們用事實和觀察對他的觀點足足質疑了近40分鐘。同樣遭到質疑的還有NBC記者布羅考(Tom Brokaw),當這位曾報道過柏林墻倒下的風云人物侃侃而談地回憶東歐巨變的歷史場景后,兩位原東德籍聽眾就非常執著地嚴辭質疑了他的講述。


自由的空氣來自平等的氛圍。在我聽的各種哈佛講座中,主講人講得不多,更多的是提問和交流的時間。一些“牛人”如美國副總統拜登、《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作者福山的演講都只有30多分鐘,討論時間最起碼占一半以上。當主講人人氣太旺時,他們就采取注冊登記和隨機抽簽方式,中簽者才能參加。這樣的情況我在哈佛遇到過兩次:一次是拜登的演講,還有一次是莫言在哈佛一所教堂的演講。


充分的公共空間為交流提供方便,為自由空氣的流動提供通道。我發覺,在哈佛這樣的名校,被個人占據的空間很小,公共空間非常大。這不僅體現在圖書館、教室等,只要在有空隙的地方就會擺上桌椅,供學生之間及學生與老師之間交流。


一些哈佛學生跟我說,學生的成長和進步,除了得益于教授之間的交流,更多是來自學生之間的交流。


自由的空氣還意味著包容。當哈佛教育學院邀請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邁克爾·約翰斯頓發表演講時,有些學生就要求校方撤回對約翰斯頓的邀請,因為他們反對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的是,福斯特校長和院長沒有妥協。萊恩院長寫給這些學生的信中這樣說道:“我遇到過很多真誠的人,他們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標,不過在如何改善教育的問題上,我們的觀點存在分歧。在我看來,這些分歧應當經過探究、辯論、挑戰和質疑。同時這些分歧也應獲得尊重,確實應該被稱頌。”


哈佛大學2014年畢業生典禮邀請了從哈佛商學院畢業的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他的演講重點闡述了大學精神的本質。他認為,“頂尖大學是讓各種背景、各種信仰、探尋各種問題的人,能到此自由開放地學習和探討想法的地方。”“包容他人觀點,以及表達自身言論的自由,是頂尖大學不可分割的價值。”“一所大學的職責并不是教學生思考什么,而是教學生如何思考,這就需要傾聽不同聲音,不帶偏見地衡量各種觀點,冷靜思考不同意見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論點。在每個問題上,我們都應該遵循有理有據的原則,傾聽他人的不同意見,只要我們這樣做,就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沒有打不破的僵局,沒有達不成的妥協。”


人文精神的浸染


真正讓我感到哈佛之為哈佛的,是她的人文環境。


辦理完注冊,領到ID卡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哈佛庭院北面的懷德勒主圖書館借書。哈佛大學圖書館由80個圖書館組成,有1800萬冊以上圖書。它是美國最大的學術圖書館,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之一。我在哈佛期間去過的圖書館有懷德勒、拉蒙特、肯尼迪學院圖書館、法學院圖書館,當然還有最大的東亞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進到圖書館,你一下子就能忘掉一切,恢復人的單純和天真,這里的氛圍會讓你覺得可以用知識傲視一切。


圖書館的服務會讓你就想搞研究,否則覺得對不住這套系統和這里的圖書服務人員。聽上個世紀90年代曾在這里讀書的朋友講,那時的信息化技術還不是很發達,為了方便哈佛的教授做研究,圖書館是給哈佛最牛的教授留座位的。比如費正清就在主圖書館藏書室有一張桌子,供他平常做研究用。他可以調用任何一本書,堆在那里,沒有他的允許,圖書館員是不會清理的。我在哈佛期間占的最大便宜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借閱圖書。


這里的任何一個圖書館我都可以進,哈佛所有圖書館的書我都可以隨時調用,甚至可以調用波士頓乃至美國所有圖書館的書。我在哈佛期間曾經對規劃問題下過一段功夫。其中有兩本書我在肯尼迪學院借閱時沒有,再查總館也沒有,最后到設計學院去借也沒有,他們就直接到麻省理工學院規劃學院圖書館調。有這么好的服務,你怎么好意思將借來的書束之高閣!


圖書借閱的方式很簡單:你先在圖書館系統里查好書,將信息傳到圖書服務中心,他們找到以后就通知你,你可以到離你最近的任何一個圖書館去提取。看后還書也是到離你最近的圖書館。除了借閱整本紙質書,許多書已經有電子版,圖書館就直接將電子版發給你了。還有些書,你如果要復印,可以將要復印的部分告知圖書館,有專門人員為你復印。當然為了保護知識產權,你只能復印其中的某個章節。離開哈佛時,我還叫來同在肯尼迪學院訪問的博士生汪廣龍,我們倆把幾大包幾十本書擺在學院圖書館員面前,看著他一本本認真清理,心生敬意也存歉意。比比皆是的人文環境和為知識尋求者優良服務,在這里不好好學習你簡直會產生一種犯罪之感。


哈佛大學之所以一流,還在于她為學生開設課程獨具匠心。四年本科的入學申請人數其實只占全體學生的很少一部分,本科課程主要為藝術及理學范疇(美國不少專業課程只供本科畢業生修讀)。在1978-2008年間,所有本科生需完成七門主修以外的課程,作為核心課程的一部分;之后課程有變動,在2008年之后,所有本科生除了主修課程,還需完成八類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它們分別是:美學與解釋性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文化與信仰(Culture and Belief)、經驗與數理(Empirical andMathematical Reasoning)、倫理(Ethical Reasoning),、生命科學體系(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物理宇宙科學(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世界與社會(Societiesof the World)以及美國與世界(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其宗旨是使每個哈佛的畢業生接受廣博的教育,接受特定的學術專業和集中的訓練。


這種知識架構,很多中國家長難以理解。在他們看來,送孩子來美國的名校,就是為了學工作中用得上的知識,出去后能找一份好工作,能掙體面的薪水。后來和一些本科生聊了以后,我發覺了這套知識體系的重要:它讓你接受了基本倫理和價值的教育,使你有更堅定的信念,不會被人生的挫折壓倒;讓你接受了常識性和真理性知識熏陶,使你不會那么短視,可以走得更遠;讓你浸染了人類最普遍的人文知識,使你變得有教養;讓你接受了哲學、生命、數學、物理、倫理、世界等的全面教育,你就不會那么單薄和有缺陷。這些基本的教育,建立了學生對人類的基本認識,而不是一種技術的、功利的認知。


過于技術的教育只能培養工匠型人才,過于功利的教育難以建立學生的道德感和對人類的責任。了解了他們的知識體系以后,你才能理解所看到的哈佛學生為何那么充滿天真,對一切具有好奇心、懷疑心;為何那么執著和堅定,為何胸懷遠大,充滿正義和責任。


全球視野與人類責任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以及智庫熱的興起,我們每天都能聽到“國際化”“全球視野”之類的大詞匯。在我看來,所謂國際化,是用國際比較的眼光看中國、看他國,而不是以中國為參照看世界;所謂“全球視野”,是分析中國問題和講中國故事時,腦子里必須有全球背景。先有一個關于全球的框架,有一張全球地圖,有一套立足全球的知識體系,一種以全球為立足點看問題的角度。


我曾利用哈佛訪學的間隙到世界銀行訪問。在世行的中國朋友給我講的一件事,對我理解全球視野很有幫助。世界銀行為了增進員工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往往不讓本國籍的員工做該國的項目。比如,現在很多中國人就在做非洲項目、柬埔寨項目、拉美項目,而很多美國人等則在做中國項目、印尼項目、越南項目等等。這樣做的好處,一是避免在做項目時先入為主,不去花功夫發現受援國所要解決的真正問題;二是有利于國別之間的經驗教訓借鑒。比如,中國人去做拉美或非洲項目,自然會想同樣的項目在中國是如何實施的,如何將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引入自己所承擔的項目。


哈佛學生和研究者的全球視野是天然的,當然這里也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由于她的地位,國際上哪怕是最牛的學者、教授和政治家也以在這里露一臉為榮。


以我在哈佛期間常去聽的兩個系列講座為例。一個是哈佛燕京中國問題講座,在短短半年時間就有如下課程:美國著名中國法專家科恩的“美國的中國觀受自由主義思想所蠱惑?”、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主任裴宜理的“中國的高等教育:一次新的大躍進?”、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前主任麥克法夸爾教授的“中國的轉型:習近平的影響”、研究中國經濟的著名學者拉迪的“毛以后的市場經濟:中國私營經濟的興起”、著名歷史學家米爾斯海默的“為什么說中國不能和平崛起:對日本的意義”、著名中國政治學專家尼安友的“中國的崛起與國際秩序”。


再看看肯尼迪學院的品牌系列講座“J.F.肯尼迪論壇”,這一講座每周三晚六點在肯尼迪學院的 Littauer 樓舉行,短短一學期共舉辦了25期。羅列一下主要的演講題目:政治與幽默、見證柏林墻的倒塌、中東的不穩定、一戰會重演嗎?香港問題的起源、美俄關系危機、政治發展中的亨廷頓遺產、共和黨的未來、美國外交政策、中國的其后變化與金融危機、伊朗政策、政府政策與互聯網企業發展。邀請演講和訪談的嘉賓都是國際組織官員,如聯合國國際防務高級官員,美國著名政治家如拜登及白宮要員,前財長保爾森,學者福山,各國政治家或學者等等。看看涉獵的主題和授課人,你就可以管窺哈佛學生是在一種怎樣的環境下培養國際視野,是在一種怎樣的氣場養成自己的定力的。


至于對人類的責任,還是以我呆過的肯尼迪學院為例。肯尼迪學院創辦于大蕭條之后的1936年,學院的院訓為“問問你能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這來自于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么”,旨在培養學生的公共服務意識和能力。這很符合對照當下的反腐:政府人員是為人民服務的,給你權力是要你提供公共服務的,不是用來斂財的。




校訓下面對應的幾個詞構成了肯尼迪學院學生的責任:一是“知識”(Knowledge),即用你的知識做什么;二是“地方和全球”(Local andGlobal),即你能為地方和全球做什么;三是“城市”(Urban),即你能為城市做什么;四是“展望”(Perspective),即你能為未來做什么。


為了培養學生履行責任的能力,肯尼迪學院的課程分為:政策與制度分析;管理、領導力與決策科學;民主、政治與制度;國際與全球事務;國際貿易與金融;非利潤部門;衛生政策;犯罪與刑事法;人力資源、勞動與教育;住房、城市發展與交通;政治經濟與發展;新聞、政治與公共政策。還設立了15個中心: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貝佛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卡爾人權政策中心;國際發展中心;公共領導力中心;政治所;薩拉法基金會倫理中心;索倫斯坦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拉曼尼商業與政府中心;拉帕伯特大波士頓研究所;塔博曼國家與地方政府中心;威那社會政策中心;住房研究聯合中信;婦女與公共政策項目;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復雜性觀察實驗室。


一流教授研究一流真問題


哈佛教授的名頭是各院系學生最引以為傲的。走進每一個院系,墻上都掛著建院系以來最“大牛”的教授。經濟系的走廊兩邊擺滿了一長串的大牌教授,如熊彼特、森、曼昆、巴羅、費爾德斯坦。在肯尼迪學院,就有阿利森、博克、伯加斯、克勞福德、格萊瑟、哥德史密斯、喬根森、奈、普特蘭、薩默斯、扎克豪斯等。學生每天沿樓梯走上去,就相當于每天跟這些“大牛”道早安,也激發起他們向前輩挑戰的雄心。


通過與哈佛一些教授的交流與觀察,我對這些教授何以一流得出幾點感悟:


一是選定真問題。大量的研究看上去是問題,但不一定是真問題,也不是重大問題,是過幾年就不是問題的問題。這里的教授在選定研究問題時,是非常謹慎的,經過反復權衡,絕不會為了錢去做。在這方面,傅高義堪稱典范。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日本大量產品輸出美國市場時,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屑一顧。傅高義經過多年研究的《日本第一》在美國出版,引起美國人對日本的重新審視,加大對日本為何成功的研究和政策應對。同樣,在美國人對中國近30年的奇跡傲慢地以老套范式看待時,傅高義十年磨一劍,出版了在美國引起轟動的暢銷書《鄧小平》。這樣的例子在哈佛比比皆是。他們靠自己的遠見、對真理的追尋、對事實的分析,改變了社會的偏見,矯正了政策的調整,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二是不受干擾地、“神經質”地專注于一項研究。這些大牌教授一旦確認了自己所研究的大問題,就心無旁騖地追蹤下去。這一點差不多成了我所見的一流教授的共同學術品格。比如,帕金斯在完成《中國農業發展:1368-1968》時,中美還沒有建交,只能到香港去收集資料。當他在資料的故紙堆里迷惑不解時,就會跑到香港最高的大樓上遙望大陸。再以傅高義為例,為了寫作《鄧小平》,他以70多歲高齡,每年到大陸多次,訪問與鄧小平多有交集的差不多所有人士,到過鄧小平所有工作、學習、生活過的地方。我去拜訪他時,他仍操著一口四川音,感覺他仍然還沒有從研究鄧小平的情景和情感中解脫出來。


三是不輕易相信已經給出的結論。我在與這些教授交流時,這個感覺非常明顯。有許多問題,我們以為是有定論的,是基本事實的東西,但這些教授不會輕易相信。他們會窮盡所有的文獻,重新審視每一種說法,掌握充分的事實,經過客觀嚴謹的分析,給出自己的結論。跟他們交流的過程,就是一個提升自己思維的過程。你不敢輕易說這個就是事實,那個就是定論。在和你聊他們關心的問題時,他們會跟你從頭往下刨,會關注你講的事實,但絕對不會相信你說的結論。如果他覺得你的研究已經給出正確的結論,他們就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必要研究了。


四是對所研究的問題刨根問底。與我們很多“大牌”學者善于給出大判斷不同,這些“大牌”教授更注重細節,善于從細節中形成獨特看法。這里的一流教授在交談中會對細節癡迷,不輕易放過每一個旁枝末節、每一個細小現象。他們會不斷地問,不斷地跟你討論,有時候還會再回過來求證。


五是小題大作。盡管是“大牌”教授,他們研究的很多問題都是從小處著手。在哈佛包括在其他美國大學的學者,沒有多少學者會在年紀輕輕時就問那些終極的大問題。這些“大牌”的出名作都是非常小的題目,比如裴宜理就以研究華北的叛亂者和革命者而立于學術界。再比如我所在的肯尼迪學院Ash中心主任安東尼·賽奇教授,他上個世紀70年代作為第一批中英交流學者到中國學習,并因“開門辦學”到揚州的一個人民公社鍛煉。到現在,他還每年至少七八次到中國的鄉村調查,并于去年出版新書《中國村莊、全球市場》,以東莞一個村子的變遷研究中國的全球化。他們善于通過對非常細小問題的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結論。我在與他們的交流中,就經常被這樣善意地提醒:“這個問題很重要,但似乎面太寬了,能否聚焦一下。”好的研究一定是可實施的,可觀測、度量和檢驗的。


我們平常往往會提出很多大題,但是小做,而哈佛這些大牌往往是小題大做。我們經常是十分武斷地說“我判斷,我覺得”,但這些“判斷”和“覺得”的東西是怎么出來的,研究過嗎?證偽過嗎?


六是好作品是寫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在哈佛,好教授都是勤于筆耕的。我到哈佛不久,80多歲高齡的帕金斯教授請我吃飯。我見他時第一句就是問他在忙什么。他告訴我,剛剛完成《東亞經濟發展》專著,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接下來還要將三本舊著進行修訂再版。之后見賽奇教授時,我也問他在忙什么,他也告訴我在寫書,只是被太多的行政事務打斷,并叮囑我在哈佛期間要利用難得的清凈寫作。去見裴宜理時,她也納悶中國學者為什么一出名就只說不寫了。她非常嚴肅地說:“一定要寫!”我現在也越來越覺得寫和說是不一樣的!寫是要落到紙上的,是有邏輯的,是需要嚴謹思考的。不寫是不會嚴謹的,不寫你的思維會越來越僵化,不寫會越來越變成主觀主義者。


七是與年輕人的代際交流。在哈佛,我也跟一些教授討論過為何招博士。他們說,更重要的是學術交流。對教授來說,博士生的作用是開拓他的領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博士生會就一個新的領域開拓,可以幫助老師更新知識。哈佛教授非常注重和學生之間的交流。肯尼迪學院的老師不大愿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訪,但是非常愿意和學生交流,原因就是學生能給老師充電。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學者,必定善于跟比他小的年輕人交流。


聚集全球最聰明的年輕腦袋


哈佛最可愛的地方,是她能招收到全球最優秀的年輕腦袋。


以2013年為例,哈佛學院接收到27500份入校申請,有2175名得到許可(占8%),其中,1658名可以注冊(占7.6%)。一年級新生95%畢業于高中階段前10%的學生。人們稱哈佛學生時,一般指6000多名在哈佛學院的學生。


像我們這種在哈佛訪問的,是不算哈佛人的。中國每年能進到哈佛的本科生差不多就8-10名。這些本科生中60%的學生是有獎學金的。


這些學生好比哈佛的皇族,受到特殊的“關照”。為了保證對他們的教學質量,一個教授無論學術水平多高,都必須給本科生上課。一些專門給本科生開的課程其他人是注冊不進去的。他們的學習、生活都在哈佛庭院里面,住在12處學生宿舍。桑德斯劇場里的學生食堂只向這些本科生提供,我們這些人想混進去吃一頓都會被請出來。


有這么好的條件,對他們的要求也非常嚴苛。每一門課老師都布置學生閱讀至少十本以上的圖書。學生們需老老實實把書借來,認真閱讀,否則就跟不上課程,在討論課上,插不上嘴,也難以完成課程論文的撰寫。讀書對所有哈佛學生來說,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在圖書館里讀書到通宵,是不少學生都曾有的經歷。


與哈佛學生的交流過程中,更感覺出學生的思維邏輯非常縝密而富有條理。


這一方面與他們的智商有關,更主要是因為他們接受了系統而嚴謹的知識訓練。這里的學生提問,不會問那種讓你無法回答的“大問題”,也很少有那種偏激或偏執的問題;他們非常善于傾聽,在和你交流時,能注意從交流中吸取他想要的東西。


我也能由此感覺到中美學生的一些差異。他們有一種發現的天性,相信任何一個問題沒有唯一解。與美國學生相比,在哈佛的中國學生無疑也是最優秀的,但總覺得我們的學生在質疑和另辟蹊徑上缺那么一點。同樣是討論中國問題,西方的學生天性里是不相信的,不會覺得這個東西有既成的答案。美國學生總能在他的知識框架下提出不一樣的看問題的角度,中國學生問的問題和思考的邏輯,總讓你有似曾相識之感。多陳述少疑問,多套路少分岔,說幾分鐘后你就明白他想說什么,知識背景是從哪里引出來的。


這種“發現”天性的差異是怎么導致的?我沒有深入研究。但我覺得可能跟中美兩國小學到中學的教育方式有關。美國的學生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一直玩著學,到大學開始灌輸系統的知識。


在美國大學里,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是非常辛苦的,一級一級往上,越往上越辛苦,訓練非常嚴格。一個人很小的時候遵照天性發展,沒有任何顧忌,進到大學以后,在靈感和天性的基礎上開始進行嚴格的訓練;再往上,比如說要讀博士就要受更嚴格的訓練。


反觀我們的教育,孩子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就是做題、考試,基礎訓練是嚴格了,但“發現”和靈感被磨滅了。


我們的教育,非常大的問題是發現的能力基本被泯滅。如果不在這上面下大功夫改進,還談什么創新?


豐富的捐助和充沛的資金池


哈佛大學受捐資金居于世界科研機構之首,在2013年已經累計達到320億美元,是僅次于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的捐贈基金。哈佛年平均科研經費超過7.5億美元,為14個學院、上百個研究機構提供支持。2014年9月,香港恒隆集團及恒隆地產陳曾熙家族旗下的晨興基金會(The MorningsideFoundation),宣布向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捐贈3.5億美元,這是哈佛大學創校以來獲得金額最大的單筆捐贈。從2007年開始,收入在6萬美元以下的家庭不需要為進入哈佛的孩子支付任何費用,收入在6萬到8萬美元的家庭一年只需支付幾千美元,收入在12萬到18萬美元的家庭只需支付他們年收入的10%。


在校長和各學院院長、中心主任看來,他們最為榮耀的事情是弄到了多少錢,搞錢是他們在任期間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哈佛校園和各院系,大到大樓、圖書館,小到教室,都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比如哈佛法學院的101教室是美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捐款,就標上了這個律師事務所的名字。


有錢就是任性,但比金錢更任性的是聲譽。我在哈佛的時候親歷了麻省理工學院規劃學院接受一位香港企業家1.18億捐贈的過程。這位捐助者最初從香港到MIT規劃系讀書時,太窮了,為了支付房租,原來的床是一層的,后來就做成兩層,自己睡上面一層,把下面的一層租出去,用租的錢養上面的租金。


他把錢捐助給麻省理工學院規劃系,用于資助他們在中國的研究和培訓。捐錢也是很有講究的。捐款人不能以此干預學校如何使用資金,不像國內的一些捐款人,拿了點錢就每天盯著學校的業務,甚至親自下指示。美國的學校不接受這樣設置附加條件的捐助。你捐款是看重學校的聲譽,相信他能用好,也有用錢的能力,學校對這種附加條件會非常警惕,怕金錢影響學校的獨立性。


所以,這筆錢的捐贈雙方來來回回就在這件事上談。


最后,麻省理工學院為這筆錢專門成立一個董事會,主席是現在香港大學的校長,委員會監督這筆錢的使用,校方自己也不管這筆錢。


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談哈佛。我觀察哈佛的目的是期望這些能對中國建一流大學、一流智庫有所啟發和借鑒。在和國外一流大學比較的基礎上,提高我們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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